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发展简史

abooooooo

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发展简史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教学、科研的学术重镇之一。自1951年建校以来，由于云集了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翁独健等杰出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初创时期的中央民族大学（时称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与民族政策参议等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自1950年代肇始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当中，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群体深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实地调查，确定民族归属，为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理论创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们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拍摄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其中部分图片资料收藏于该校民族博物馆，目前仍在修复与整理之中），并曾对1950-7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拍摄提供过一定的学术支持与理论指导，此为中央民族大学在建校早期涉及影视人类学相关领域的初步成绩，惟在那一时期，该学科既未在人类学界开宗立派，中国的国情也无法支持一所高等院校独立展开人类学影视作品的制作与研究工作。

中央民族大学真正与影视人类学结缘，是1980年代开展的一系列民族志电影摄制与学术交流活动。“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1983年派出摄制组到新疆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拍摄了《柯尔克孜族》10集系列片。1985年，又在广西百色地区摄制了《白裤瑶》，该片在法国1986年真实电影节上获提名奖，这是我国人类学片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1985年后至今，中央民族大学已完成涉及17个民族的40多部(集)人类学影视片。”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志纪录片创作的团队主要由民族学者为导演或制片人（如龚田夫担任《白裤瑶》制片人、李德君担任《岷山深处的羌族》导演等），以民大电教中心作为制作部门，协同进行民族志纪录片的摄制工作。考虑到那一时期影视器材的稀缺与昂贵以及影像创作的复杂程度，中央民族大学在这一学术领域已经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埃森·巴列克西（Asen Balikci）访问中国，并赴中央民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他在与中国学者的会谈中，第一次阐述了“Visual Anthropology”这一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学术概念与功能、意义，对于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创立起到了启蒙的意义。1986年，美国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在巴列克西的引荐下访问中央民族大学，并与该校的民族学、人类学者一道，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民族志纪录片的示范性摄制活动。
同年，中央民族大学学者李德君在美国《影视人类学通讯》（SVA Newsletter）发表《影视民族学在中国》（Visual Ethnology In China）一文，主要介绍1950-196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概况、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机构与电视媒体在民族志纪录片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中国学界对于影视民族学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他提出“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建立中国的影视民族学。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设定了中心发展的长期规划。我们计划成立‘影视民族学会’，在各个从事影视民族学研究与民族志影片拍摄的大学、学术机构间建立联系。我们将运用相对综合的方法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进行记录，逐渐建立相对完善的民族志电影档案库。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将建设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影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在同一期《影视人类学通讯》中，美国学者蒂莫西·阿什也报告了他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访问成果：“中国同行从我们的访问中强烈感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支持。我们认为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是十分宝贵的。我们的讲座、我们参与其田野作业以及后期剪辑，最起码在学科内部促进了观念的交流，并且鼓舞了中国人类学家与电影制作者界定他们的工作范畴以及权衡如何最好地达到这些目的。” 可以说，以蒂莫西·阿什与中央民族大学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中国学术团体与国际影视人类学界的第一次深度接触。
在199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一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影视人类学学科建设热潮，时任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庄孔韶教授是中国较早将影视人类学纳入人类学学术研究与教学体系的重要学者之一。他不仅在1998年创办了中央民族大学“实验影视人类学中心”，还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开设了“影视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并完成了多个影视人类学方向的研究成果，如《水漫三峡》（1997）、《新疆街怀想》（1999）、《端午节》（2000）、《虎日》（2002）等，在中国人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影视人类学界进入主流学术视野的重要推手。2003年，庄孔韶教授从中央民族大学离职，此后，“实验影视人类学中心”也逐渐名存实亡，再无积极而显著的学术活动。


2003年之后的近十年期间，中央民族大学的影视人类学处于相对低潮时期，一度匮乏专职教师，仅由岩画学家、油画家龚田夫教授在民族学本科专业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学生以掌握影像拍摄基础知识为主要学习目标，影视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则较少涉及。2012年秋季，笔者入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专门从事影视人类学教学与科研工作。迄今一年半的时间里，在本科先后开设了《影视人类学》（兼及学科简史、基本理论与民族志纪录片创作）、《海外影像民族志》（评述国际影视人类学发展史与影像民族志代表作品）与《中国影像民族志》（评述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史与影像民族志代表作品）三门课程，并在博士与硕士课程中开始了《民族志纪录片创作》和《影像民族志理论与方法》等课程，相对系统地展开影视人类学在学科理论、学科历史以及影像创作实践三个领域的教学活动。尽管时日尚短，人手、器材、场地都捉襟见肘，但笔者依然期待中央民族大学的影视人类学能够再度振兴，成为这一学科的积极建设者。
影视人类学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几度兴衰，其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作为一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尴尬处境，它在学习、研究期间对影像摄制器材的物质性需求，以及它单薄的学者阵容——经常出现一人离去，学科荒废的悲剧性情况，都是国内高等院校在开设与维系这一学科时所面临的难题。即便如此，这门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学术个性与文化魅力，依然吸引着一些学者与青年学生们，如飞萤扑火一般，用影像记录与书写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志，而它的价值，也随着当代影像文化的迅猛发展日渐明晰，逐渐成为人类学界不可忽视的一束田野灵光。